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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较量 李建新 文汇报

来源:文汇报作者:李建新发表时间:2013-4-23 16:41:43访问次数:513

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较量

日期:2012-10-22 作者:李建新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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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较量 ——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大国人口实力的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只有人口结构合理了,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了,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长盛不衰。
  李建新 人口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曾先后在新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院、北京大学学习数学、人口学。1997-1999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健康老龄学等。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等。
  
  “从人口动态结构的角度讲,人口变量对国力的核心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质在于人口结构如何变化,而不在于数量如何增减。对于必将老化的人口来说,追求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世界人口二元格局与中国人口变迁
  从超长的人类历史时期来考察,人类在99%以上的时间里是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直到工业革命,才开启了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0世纪特别是其下半叶,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发生了: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也因此,20世纪成为人类人口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人类由高死亡水平的传统社会转向了低死亡水平的现代社会。
  人类人口局部发生“革命性”变化始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在这一背景下,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轰动一时的《人口论》。而人类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变,则始于20世纪的二战后。日本人口学者黑田俊夫前瞻了1950年至2050年这一百年的人口变化趋势特点,并把这一百年称为“人口世纪”,其间,前50年即1950年至200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高速增长;后50年即2000年至2050年,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将迅速老化。
  人口变迁首先是指人口自身数量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角度看,由出生、死亡变化引起的人口变化直接表现为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两方面。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速加快。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和平,成为引领世界人口高增长的“领头羊”。
  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转变,在带来人口数量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1950年世界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5.2%,2000年为6.9%,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2%。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还表现在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将首次“颠覆”人类人口史上传统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即底部大而上部小。
  从空间维度看,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人口变化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在20世纪二战以后变化程度趋缓。从1950年到2010年,发达国家人口仅由8.11亿增加到12.36亿,增加了0.5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从1950年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从17.21亿增长到56.60亿。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已极大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步入老龄社会,目前,发达国家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4%,到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26%,而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则下降到不足16%,形成典型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目前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刚刚超过5%,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到14.7%多,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则为20.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变化有所不同,形成了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
  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中国人口变化与世界人口变化同步,特别是与欠发达国家同步,人口转变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然而,中国人口的转变又与众不同,无论是出生率还是死亡率的变化速度和幅度都快于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与其他欠发达国家地区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生率为42.1‰,死亡率为22.2‰。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降至12.6‰和7.2‰,而不含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25.0‰和8.3‰,最不发达国家地区分别是35.9‰和12.3‰。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目前仍高达16‰,而中国仅为5.1‰,足见中国人口变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差距。
  由于我国人口转变有自身特点,所以,我国人口数量变化和结构变化也有很大不同。目前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一方面,未来十年我国人口数量还将继续惯性增长一段时间,人口规模的最大值可能介于13.6亿至14.0亿之间,峰值出现的年份应当在2015年至2025年期间,之后将呈迅速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老化期。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在25-29%之间。虽然未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确定,但老龄化速度和程度直接与今后生育率水平的高低有关。
  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中国出生性别比例急剧偏高、严重失衡,这一现象持续这么久,也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根据不同学者预测,到2020年,生于1985—2000年的人口将进入20-34岁婚配期阶段,这时候将会出现三四千万“光棍”。截止到2010年的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依然偏高,这种失衡还会持续。
  从上述预测描述,我们大致了解未来中国人口变迁的图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更加剧烈、更加特殊,即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少子化,性别结构持续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届时年龄结构老化和性别结构失衡将会叠加。这是我们讨论未来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人口学基础,也是我们考察和忧思我国人口诸多问题特别是结构问题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的关联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虽然大国实力没有统一定义,但对此,还是有不少共识,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
  在分析国家综合国力时,可以从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大国硬实力主要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
  在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上,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第一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人口过快增长是负担,影响经济发展”;第二种是西蒙的乐观论:人口增长是优势,从人口发展史来看,人口多有利于发展;第三种为中性观。在人类人口史上,这三种人口发展观针锋相对,争论不休。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布鲁姆和威廉姆斯利用引入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型很好地回答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两人的动态结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把三种看似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增速较快,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这是马尔萨斯、马寅初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这时期的人口变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在生育率开始下降的第二阶段,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这是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变化阶段,即人口红利期,这是乐观派观察到的;当人口进入转型平稳阶段,人口规模和结构都相对趋于稳定,因此对经济增长影响减弱,这是中性论观察到的。如果从人口整个变化周期来观察,人口在其红利期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其所消费的财富,这也是人口越多越发展的景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反思马尔萨斯或马寅初的人口论,可以看出人口悲观论有很强的局限性,他们所处的时代没能观察到人口变迁的整个过程。
  从人口动态结构的角度讲,人口变量对国力的核心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质在于人口结构如何变化,而不在于数量如何增减。对于必将老化的人口来说,追求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因此,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他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人口要素在其文明价值体系兴衰中的作用有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冲突征服型。以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为例,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族两个民族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两种不同文明的载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现实是,在科索沃当时约220万的人口中,有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一个人口扩张的民族取代了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文明价值体系所取代更换。
  第二种是和平演变型。以当代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2008年总统选举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而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缘、族裔、信仰等),奥巴马的美国价值取向也必将与布什不同。
  
大国实力兴盛的启示
  从人口实力竞争的历史看,或许有许多深刻的启示。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大国竞争的背后也有人口的较量。英法两国就是一个例证。英国的人口优势在19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口有活力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同样,这些人口要素也是英国人在19世纪成为扩张西方文明的主体的有利条件。
  20世纪可谓是美苏争霸的世纪。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美国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在人口结构变化上,都占据了优势。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傲视群雄,其成功秘诀成为热门的世界性学术话题,日本国民更是自信心大增,并且向美国勇敢说“不”。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持续低迷、21世纪的苦苦挣扎之后,已经彻底没有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探究这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正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一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再来看看21世纪的中印之争。21世纪已被称为是中国、印度“龙象崛起”的世纪。而中国的人口准备好了吗?从1950年到2000年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如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教育健康素质等社会发展指标。但是后50年即2000-2050年,中国和印度谁将走得更远,却并不令我们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我国人口将经历加速的老龄化叠加婚配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仅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实力都不占优势。我们要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人口变化经验。
  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追赶美国,或许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20年,面临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迅速老龄化、婚配人口结构失衡等几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正常人口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负向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我们却没有像美国那样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完善的养老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我们目前的人口占有优势,但我们的后劲却严重不足。大国人口实力的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21世纪,中国的崛起毋庸置疑,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崛起之后的国力持续。
  从人口学角度讲,今日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多生,并不是要追求人口数量目标,而是为了人口内部结构的长期均衡。只有人口结构合理了,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了,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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